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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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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说,这篇陈凯歌谈梅兰芳传播得不够广  

2008-12-11 14:33: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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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年8月份我帮一家杂志做的访谈,当时<梅兰芳>刚刚开始剪辑,我去了陈凯歌的工作室,他穿着大裤衩和拖鞋接见了我,进门的时候我瞥了一眼用做电影剪辑的电脑,画面定格在孙红雷同学伫立风中....

找寻一个在历史红尘中被泯没的人

困困


4岁的陈凯歌并不了解端坐在沙发里的那个人是谁。他有一半脸隐在黑暗里,身体笔直且纹丝不动,仿佛镶嵌在夜色中。他隐约流露柔媚忧伤的气息,但又是不连贯的,好象在某刻会像空房子里被扯断的乐器一样爆发,划破夜的静谧。清晨,陈凯歌又会见到他,换了一身仿绸白衣,在院中央舞剑,他一只手上指苍天,另一只手持剑向前,白鹤亮翅,提足摄气。那是间旧王府,院子里有棵柿子树,出门一拐就是护国寺胡同,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卖小金鱼的担子上,一头是木桶,一头是玻璃缸。还有卖花的老汉,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挂在好动的小姑娘头上,一跑,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

“好象有种宿命的意味。”多年以后,陈凯歌在电影《梅兰芳》杀青后这样感叹。因为父亲与梅兰芳的私交,幼年时他偶尔会被送到梅家住上一两天,印象深刻的正是上述两个片段,以及附带的北京旧日风情。幼年陈凯歌与梅兰芳并无交流,当有人介绍说:“这是陈导家的小孩儿。”梅先生也仅仅是轻轻应一声:“哦——”。电影《梅兰芳》为他提供了一个触摸梅兰芳心灵的机会:“好奇是最大的驱动力。我要找寻一个人,一个在历史红尘中被泯没的人。” 

这找寻的目标,并不是一代宗师,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我不想把我们的主要描述方向放到他的成功上,一点儿没想。他的成功众所周知,到了男人皆欲娶女人皆欲嫁的地步。但他的成功不是当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而是在台上比女人更女人,在台下比男人还男人。我们调子不高。没想把梅兰芳看成伟大艺术家、圣人或民族英雄。我一直在想,他身上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我?他的一生中有太多太多的苦痛和矛盾。我们看到他的东西都很矛盾:只有光辉,却很少人知道他有一个可以说是苦不堪言的童年。出生在南城的李铁拐斜街,那曾是八大胡同之一,娼优并列,处于社会底层,像极了印度的untouchable people,贱民。4岁丧父,14岁母亲去世,过继给伯父。7岁开始学戏,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没有吃戏饭的命。’我们看到他作为一带伶人的领军人物,看到他巨大的成功,却不知在最初时,观众只看到他的年轻漂亮,并未领略其技艺。他67年的人生中充满了挣扎与困顿。我们常说有人应运而生,有人应劫而生,他便是应运而生。中华民国前,女性不能进戏园子,恰是他吸引大量女性观众走进戏园。初出道时,可能由于慈禧的缘故,生旦净末丑,旦排最后,梅兰芳的出现,造成旦角可以挂头牌,甚至生旦并列的情形,实际上他改变了京剧行当角色之间的排位。他无愧地代表了那个时代。我希望能带着观众走到已经成为历史背影的梅先生面前,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 

而这找寻必定跟逝去的某种生活方式有着关联。《少年凯歌》里陈凯歌有对早年北京近乎溺爱的笔触:“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点和瓦在房脊上热烈地欢叙,之后又静下来,水珠的滴落声像在试一张古琴”,或者“那时的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离梅家很近的那个小院,少年凯歌清早背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又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这种生活方式的背景音,大约正是绵长又悠远的京剧。作为一老北京,陈凯歌深感在今日北京面前他如同陌生人,京剧也正落寞地退下。“所有曾经支撑京剧的一切都烟消云散,唯有京剧还苦苦活着,这让我感觉失落,我曾经熟悉的一切,正消失不见。但这又好象是京剧艺术发展的必然,它的兴盛与两件事情有直接关系:一是皇室,在晚清末年,慈禧对京剧的迷恋才造就了谭鑫培、杨小楼这些一代宗师。另一个,倘若我们的末代王朝是汉人王朝,京剧也不会这么兴盛,正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便在文化上极力靠近汉人的趣味,才成就了京剧。京剧是非常非常高级的艺术,惟其它高级,当一个平民时代来到的时候,它就被更广大的人群所遗忘。” 

最终,陈凯歌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外表谦恭温和,内心坚定隐忍,这力量的来源,就像《道德经》里所说的“上善若水”,他如水一样永远处于低处,柔软不刚强,有忍耐有容纳,有转逆境为喜悦的能力,对于身边现存一切之物都有包容之心。 

陈凯歌坐在工作室中央,家居打扮,用同样的谦和口气谈论着这个人。这与几年前拍摄《无极》时的陈凯歌判若两人,那时他有“十年后,再开风气先”的野心,有视万众欢呼为草芥的狷狂,而此时的他沉静以至于冷淡,温和到锋芒近无。问他可否受了梅兰芳的感染,这才隐约流露一丝霸气:“我这人从来就是这样,有人问我谁影响我最深?我说,我自己。” 

问:电影的后期制作进行到哪一步了?

答:正在做后期剪辑,长了一天工作12个小时,短则5、6个小时,除了剪片,也还有其他工作安排。电影杀青后,我有一个月没有开始剪辑,目的是为了放一放,摆脱电影拍摄状态,回头再看时有另外的感觉。上映决定权在中国电影集团,我听他们讲大约在年底。

 问:电影的基本事实是以什么为蓝本?

答:这感觉好象在找人,四处打听,给我们指路的人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要找到他,还得靠自己,这也是创作的乐趣所在。我跟其他主创一起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资料研究工作,包括已有的传记与自述,编剧严歌苓老师总共写了7稿,其间不断调整变化。我们一起来找寻这样一个人,但也仅是一家之言,不能代表所有人的看法。

 问:能讲一下你对传记电影的基本理念吗?

答:我不能,我也不想去定义什么是传记电影。我想在历史上有些例子,都不是本国导演去拍了外国的历史人物。传记电影要求创作者与传记传主本人,有很猛烈的心灵撞击,激动了观看电影的观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旨所在。我不可能以一种完全默然、客观的态度,对传记传主做描绘,还是会把自己的寄托,甚至一定程度的认同都放到电影里去。这不是个编年史电影,不是《攻克柏林》,不是以一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展开的编年史叙述。我只截取了他生活中的片段,大约只有三件事:死别、生离和聚散,通过电影想表达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谁。 

问:选择章子仪出演孟小东,是否意味着电影将以“梅孟之恋”为主线?

答:孟小东这个人物,我们做了很多研究。世上的浪漫大多不能成功,梅孟也不例外。孟小东身上有独特品性吸引了梅兰芳,他们的恋情大概只持续了3、4年时间,却对彼此影响深远。孟小冬比梅兰芳小13岁,9岁就从舅父仇月祥学孙(菊仙)派老生,不到20岁就已在名角如林北京唱大轴头牌了。她与梅兰芳合演《四郎探母》时感情洽合,渐生恋情。他们情变后,也各自投入到事业中,孟小冬拜了余叔岩为师,这一位也是有名的怪诞,半夜3点吊嗓子,孟小东尽了5年的师道,学了一身本领,又不演一场。她在事业和情感上都对梅兰芳有巨大影响。 

问:这段恋情在大多数官方传记中都被忽略了,梅氏后人对电影涉及这个内容有什么意见?

答:梅氏后人都有大视野,不斤斤计较。我们没有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剧本梅葆玖先生看过了,没有对人物处理有什么意见。他为电影中的几场戏曲场面献声,也提供了许多帮助,我们见面有几十次,变得很熟悉。梅葆琛先生病逝前,我也前去探望,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梅家的家风,是说话含蓄而谦和,他们出于对剧组和本人的信任,没有发生过哪怕很小的不一致,不高兴。梅氏后人给电影的支持,我非常感激。 

问:选择黎明出演梅兰芳有什么考虑?

答:人与人的交流不是那么理性,选演员不是象买一件东西那样衡量。黎明有沉静的气质,非常打动人。他做了大量功课,心知不能马虎。有一场戏,要掉眼泪的,这对演员来说并不是难事,但那场戏是梅兰芳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又面临与孟小东的感情失败,非常复杂的感情。我就对黎明说,你几岁就去了香港,你一定记得第一次登台唱歌,第一次拍电影,一定有人说你不好,难认同你,因为从不同的文化里来。他眼泪就掉下来,复杂的感情也完成得非常好。 

问:有哪些戏会出现在电影中?

答:会出现最负盛名的“梅八出”(《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奇双会》、《凤还巢》、《宇宙锋》、《生死恨》、《洛神》、《游园惊梦》)的一些片段,还包括早年的《一缕麻》等。占的篇幅都不大,因为大多数电影观众对京剧没有那么深的了解,京剧总体来说也节奏缓慢,不适合大量植入电影。每出戏也不是孤立地存在,而一定与人物、故事情节有纠葛。 

问:是什么让电影拍摄周期长达7个月?

答:可能因为我比较笨。我们设计了相当复杂的场景,从名流出入的大戏院,到贩夫走卒的市井胡同。还有纽约49街,上海美琪大戏院,都没办法出外景,只能搭景。北京变化也太大,找不到一个合适拍摄的场地。拍摄也会遇到干扰,在怀柔,飞机天天头顶飞,同期录音就得等。当然这些都不算是事儿,而是大家有一高兴劲儿,觉得有价值,没觉得拍摄了那么长时间,只是倏一下过去了。电影能真实,形成格局和气象,都靠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在一起拍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挺快乐。在一块掏了一回心窝子,就这感觉。 

问:看了一些剧照,感觉在色彩基调上与《霸王别姬》有些相象,听说程蝶衣这个角色也参考了梅兰芳的一些生平,这两个电影有什么异同?

答:《霸王别姬》并没有梅先生的痕迹,完全没有。程蝶衣这个人物,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他基本扮演的是一个社会边缘人物,以自己非常特立独行的方式去表达对时代、对人的态度。梅兰芳恰恰相反。这二人,可以说,一个像火,一个似水。梅先生是在低处的水,不仅会抗争,还能包容。他的沉静,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也有恐惧的时候,所有人都有恐惧,他的强大,就在于连恐惧都接纳了。你有心魔,就驱逐心魔,你能跟心魔共处吗?梅先生能做到。《梅兰芳》是个世俗感很强的电影,并不是文人雅士表达清高情怀的电影,我们尽力做到不花哨,但不花哨不等于内心不华丽。说到底我是想跟梅先生学点什么。 

问:《无极》的争论与喧嚣过后,你对电影艺术的创作理念是否有什么变化?

答:整件事情是无所谓的,电影严格讲是一次性的消费产品,别指望要给自己留个什么纪念。世界上合和之物,是烟消云散,好好欣赏拍摄过程,花了3年只是追求最后的成功,那这3年不值。若能每天都享受,在当下得到快乐,在当下都不快乐,怎么期望一个快乐的未来?何必计较别人怎么说,或你说什么,别人说什么?喧嚣也是世间常态,这没什么奇怪,象我这样在文革中成长的人,可以说什么都见过,我不觉得怎样,这就是平常心。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于是觉得天翻地覆?没有。是你这么看待的。倘若你不这么看待,就不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经历着巨大的变动,如同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觉得很好,没有自怨自艾,时间就是这样,一定要带走一些东西,但并不等于被带走的东西永远没有价值。 

问:你对目前年轻人对京剧艺术的陌生与漠视怎么看?

答:我做不到吸引年轻人。我真的做不到。对京剧漠视很正常,不能怪年轻人。怎么不看京剧?这是关系到最基本的东西,个人选择与个人趣味。拍这样的电影没有那么实际、功利的目的,号召大家都来关心热爱京剧艺术,不管是我还是电影本身,都没这么大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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