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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困的博客

 
 
 

日志

 
 

崔健  

2008-10-13 13:2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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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那个阴冷的“时代的晚上”,我被一个中年人带着去了崔健的演唱会,不只我一个,他还带了一群年轻人,大家都戴着白口罩,向《护士姐姐》致敬。他说20年前听崔健,现场坐的都是战友,现在就像一种传承。崔健喊:“有60后吗?”他和大半个场子呼啦一下站起来:“有——”,他们就那样站着,挥舞双手一同高唱“没听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唱“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唱“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唱“是不是我越软弱就越像你的情人”……我就在这种怀旧的狂热中听到了《蓝色骨头》,是2005年崔健最新的一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里的一首,因为太新了,它显然没有让老歌迷疯狂。可这是我用自己的耳朵听到的崔健:没有太多口号式的歌词,而是娓娓道来;不过分声嘶力竭却依然连筋带骨。

 作为被传承的一代,强行塞到我手里的崔健总是面目模糊:因为他是中国的“摇滚乐教父”我就必须肃然起敬;因为对他歌词隐喻的太多分析,我忘记了静静聆听;因为奉他为偶像的那群人懦弱地退守于自己的内心,我疑惑,你们的偶像,他又怎么样了?

 我对崔健说,见到你主要想解决一个疑惑:中年人到底还有什么可能性?我认识一批中年人,听着你的歌长大,也曾像歌里唱的那样“想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现在他们不仅长大,还变老了,颓废了,颓废得缄默不语,颓废得挺痛苦。崔健一听就乐了:“别相信他们,他们骗你呢,他们一点都不痛苦,他们是受益者,肯定都买了房子,买了股票吧。当然,如果他们是文艺工作者,生活的状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世界,说出了什么,发出什么声音,如果得到一点好处,就不会批评了,那这些人的举动不值一提。《蓝色骨头》里写的‘只有淋漓尽致,才有美好的空虚’,把灵魂的,诚实的东西表现出来,才有成就感,这就是淋漓尽致,之后那美好的空虚,才是幸福。” 

崔健1986 年第一次登台,1989年《一无所有》又得到官方认可,获得由《人民日报》评选的“新时期十大金曲奖”。如此看来他是打了主流的标签,但崔健无疑让保守势力恼火,他所诞生的土壤也是“精英”化的。一直追随崔健的音乐策划人梁子回忆了1986年北大文艺群体一次特殊的融合。那一年,北京大学表面上通过一个文学艺术节,将芒克、顾城、北岛等诗人纷纷联结此处,与此同时,更为广阔的是,中国音乐圈、文学圈、美术界的文艺脉络也在这里互相打通、交融、汇总。崔健表演便是在一群诗人的追捧之下,迈进当年这个文化精英的领域,尽管后来他的音乐走出单纯的现场演唱形式,进入到印刷品的复制领域又获得了大众的追捧,但他的《一无所有》并不是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商业音符,而是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 

就是那时候一群青年心里住进了一个塞林格,不羁叛逆又充满激情。后来也有很多人忧伤地谈起这个塞林格,也就是说,他还在,可惜那个青年没了,他们被时代打磨得光滑柔软、脆弱无力,无奈多过反抗,忧伤取代了愤怒。就在这个过分悲伤与过分欢乐的年份,他们选择将个人的国度缩小,退守在那里,无法欲求幸福、权力、知识、或某些特定的东西,便选择避免失败和枉费,来面对这一情境。 

崔健的塞林格却从来没有变,他一直被更坚硬的东西掩护着,依然会时常探出头来竖起中指,喊一句“他妈的!”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没意见?我怎么会没意见?”他把抱怨当成社会的预警系统,是对社会承担责任。是的,他还写过一首《最后的抱怨》,有人说那是崔健80年代反叛精神的一首挽歌,他说:不对!“抱怨和行动只有一步之遥,谈论抱怨,就是在行动。”他不容忍一切不正确、不公正、不透明,不仅要用歌词作为时代的证词,还要在良知的指引下说出对历史的看法。按照知识分子的分类,崔健这叫“积极自由”,可他无意被这样划分,甚至瞧不上什么流派什么主义,对他来说,这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一件跟他的性情、个性和塑造这一个性的因素有关的事情,这个性正是由他的音乐所塑造。有人说衰老,就是不断在失去一些东西,起先是青春,后来是健康,之后钱也越花越少,最后所有爱的人也纷纷离去,崔健却紧紧攥住了他的音乐,以及附着其上的自省与批判。 

我问他,你有中年危机吗?他不屑一顾:“就是一种体能变化带来的心态改变。身体不好就老觉得是个弱者,时间长了,就自卑、暴躁,对已有的东西产生怀疑。不是什么单纯的心理反应,也没必要当个事儿去说。”他还嘟嘟囔囔的:“我有好多朋友根本没有中年危机,什么呀?不知道。”就像歌里唱的“我一周三次跑步加上一次游泳,在运动中想事儿是越想越起劲儿”,47岁的崔健连唱两个小时现场不带累的,他说好多年轻人还没做出什么音乐呢,先把自己弄得倍颓废,身体先垮了。当然不能说他被当成中国摇滚乐的一面旗帜是因为身体好,但90年代那批怀着“弑父冲动”和“反权威情结”的后辈确实没有把他打倒,那时以外省乐队为主导的地下摇滚群体发声,对崔健质疑越来越多,当时《红旗下的蛋》和《无能的力量》也受到前所未有的不理解。今天崔健依然站在那里,地位不可撼动,或多或少与后辈的贫瘠有关,他也许赶上了一次潮汐,河水与海水交汇到一起,而下一次的潮汐,至今都没有来。

 他的确可以被当成 “父辈的旗帜”了。身上带着过去的痕迹,还象以往那样呐喊奔跑,但在时光的洪流中发生了某种变化,有一些人被体制打倒了,有一些又被甜蜜的赞美俘虏,之后商业潮水席卷了最后一拨,崔健还带着他一如往日的爆发力奋勇向前,他可不要被风格化、抽象化了嘛。可他还是个与众不同一点的、坚硬的中年人。远远望着,或在电视中瞥见,他的脸应该象他的嗓音一样粗砺,可能象块砖头吧?可坐在我对面的崔健皮肤细致得看不到一颗毛孔,也有岁月的划刻与松弛的迹象,但由于白皙,五官弱化到象被PS过。他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白底红五星帽,一直没摘,我也就没见到坊间唏嘘感叹的稀疏的头顶,钻出帽子的一缕鬓角和下巴的短须都有零星的白,也无意增添他的刚硬,这是个看上去毫无攻击性的人,甚至有点孩子似的不经事的纯洁特质。实际上他也十分温和,对周围所有真实的人或事物都彬彬有礼,只在走进飘着流行小调的咖啡馆时稍微皱了下眉头:“到处都是靡靡之音,能关一会吗?”他没有喝什么与人们想象相符合的刺激性饮品,他要了杯柠檬茶,温的。 

 

问:你那些歌词是怎么写出来的? 

答:音乐就像一个感官,打开以后,自己就出来了。我的歌词都是在音乐背景下写出来的,先有曲再有词。我以前的歌词比较抽象,比如《红旗下的蛋》、《飞了》,歌词讲的是“行走”。我现在也很喜欢那种风格,但是这个个阶段要寻求变化,浪漫与现实,就像左右脚一样,不能总蹦一个脚,浪漫的东西能带来很多想象,情感的表达覆盖面更大,因为大家都有浪漫的感动,很容易喜欢自己。浪漫就像一面镜子,照到了自己,现实却是个丑恶的东西,让你不忍心盯着看。我现在更偏向现实。《蓝色骨头》总体来说还是个浪漫的歌,很浪漫的旋律,加上现实的对白。

 问:这种对现实的偏重跟年龄增长有关吗? 

答:人的发展当然包括年龄增长,不要把年龄增长看成市场的弊端,不能说过了青春期就没有号召力了。可现在很遗憾,市场就停在青春期的年龄段上。我觉得音乐市场应该分成两部分,就象电影分级一样,那种娱乐圈的,不能算是音乐或者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破坏了音乐的本质。音乐应该是非常正经、严肃和公共的一件事。在国外,年轻人市场也有很大的严肃性,只有亚洲,年轻人必须是年轻人似的,成为各大唱片公司的主要包装对象,拒绝严肃。可能是文化的特点,在东南亚,韩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市场就认那些浅薄的、跳跃的东西。其实严肃不是年纪大的人的事,应该是年轻人的事,五四运动,不都是大胆激进的年轻人? 

当然从学校一毕业,大部分人都会被现实冲击一下。最重要的是生活,脱离家里对他的保护,这对年轻人来说压力最大,必须考虑现实,钱,工作,机会,这些东西最现实。有些人看了太多的西方的东西,觉得是时尚,从模仿中产生了惯性,有了不实际的理想色彩,现实跟理想冲突,变得愤世嫉俗,有可能去嫉妒比他们生活好的人。真正理性的年轻人应该看到社会的不公平,这才是让他们愤怒的根源,或者是理想与现实的不平衡点,曾有的理想被现实凌驾,感到不满。我觉得音乐带来的真正的滋养,是在一个人人格最弱的时候支持他们,在不喜欢自己的时候,在马上就要失去自我,面对压力就要失去控制的时候,拉了一把。好的艺术都是这样。 

有的人总沉浸在假象中,从来没觉得不喜欢自己,以为永远喜欢自己是潇洒,永远生活中阳光中,实际是骗自己,是躲避一种苦难。觉个简单的例子,公民的意识,有多少年轻人有?年轻人都是被惯养的,很多人到了30岁,还在说,妈妈让我成家立业如何如何。公民意识是什么意识,要有责任,18岁了,我就可以给社会提意见了,社会培养出来了,不但要返还劳动,还要返还意见。人家18岁风风火火上街游行去了,中国年轻人只能在这里选超女、快男,公民意识他们没有。这种是东方文化长期带来的自我人格贬低。 

问:可现在万事都戏谑,一切都快速消费,你还讲严肃,不孤独吗? 

答:孤独肯定没有了,我做音乐很快乐。所谓孤独是个性所在,我所追求的就是个性。追求孤独,这话说得有点太高调了,追求个性还是有的。一旦把个性找到后,自然共性差一些。恰恰我们的文化,所谓的,不知道是不是儒家文化,还是我们血液里流着的一种东西,让我们觉得个性有点丑陋。

 问:正好改革开放30年,你觉得改革开放对摇滚乐带来了什么? 

答:文化产业的开放都是被动开放,是商业开放的附属品。中国的文化开放没什么理想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反理想的。经济开放带来文化开放,某中程度上有倒退的嫌疑,由群体的政治意识变成一种群体的包装意识、商业意识。等于左边扇一嘴巴,右边扇一嘴巴,人性和人格还是独立不起来。 

在人性开放的地方有很好的经济发展,在这点上不得不接受,可在主观意识上,没有开放文化的主动性。最开始觉得从审美上就不好看,个性过于张扬,用古代很多学术的陈词滥调就能给扼杀在摇篮中了。东方的经济发展过快,用半个实际走了别人三百年的历史,觉得没必要去搞人格建设,一切富有都可以遮丑。这也是亚洲商业最发达地区的通病,对人格发展零贡献,对人类文化的发展零贡献,全是获取。 

问:我记得你好象说过中国还没有真正商业化? 

答:真正的商业是人权化的,公开的,公平的。实际上是对权利的保护,我们争的权利是商业回报的权利。公平的商业与艺术不对立。真正的商业不是包装化的,包装是牺牲个性来获取共性,来迎合市场,造成一个团队的获利,甚至是一个行业的集体欺骗行为。一个人,没什么艺术力量,大家把他包装出来,挣了钱大家把这块饼分掉,唱片业就是这样。摇滚乐的抱怨必须被法制化保护和接受,什么时候抱怨成了时髦,提意见成了时髦,中国的文化才能进入到一个抽象的空间,中国的文化一直是平面的,就象国画一样,就是一种表面上的认知,一点都没有立体的延伸思维和联想。 

问:你认为的80年代精神是什么? 

答:我们这么大的人,青春期是在共产主义教育下过的,突然发现我们的怀疑被证明了。现在这么说有点丢面子,可我们一无是处。我们没有受到良好的培训,我们的学习都是零价值,甚至副价值,也许资本主义,那些曾经被我们批判的东西,其实都有可取之处。当时特别想出国,那时候出国潮,就是要亲自证明一下是不是这样。改革开放,确实证明了我们的怀疑,生活水平高,科技水平高,消费文化都不是罪恶,当然到了现在还成贡献了。这都是我们以前批判的。从怀疑自己的价值观念,到价值观念重新树立,之后认识到,个人价值的成功不是商业的成功,而是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幸福感。也许现在年轻人认为这个东西过时了,其实是拿钱也买不到的一种幸福。我们那时候想就是用100万也要买一次说实话的机会,可是现在,说一次谎话换一个别墅住,大家一看还是说句谎话吧,慢慢就说了好多谎话。消费文化不是坏事,是个进步。就如同左脚迈太大,稍微迈点右脚,身体平衡多了。现在左脚不动了,全在动右脚,又不平衡了。我说的左脚当然不是红色的、公产主义的东西,而是指严肃的东西。你能不能稍微有一点公民意识,能不能对这个社会负点责。 

问:90年代消费文化就更司空见惯了,你受的困惑是不是更大呢? 

答:那时候这冲击所有人都有,所有艺术家都面临着,所有艺术家都在重新界定理想价值和现实价值,很多人的作品都充斥着这种动荡。现在市场操纵所有的趋势,把最初的理想早就给固定了,那种动荡就没有了,大家都求个安全。那时候我的基本感受都来自音乐,我的歌节奏性很强,既有很强的娱乐感,还敢于面对现实。可现在再做这种音乐,觉得没有新鲜感,HIPHOP泛滥,节奏音乐多如牛毛,我需要找另一种方式来表达,音乐是不光是为了激情,为了受感动,还要有灵魂的安抚。很多人诅咒摇滚乐死亡,不但没有死,现在又回来了。我说摇滚乐永远不会死,不会象其他流行音乐那么快餐,就是因为它表现的丰富性是任何其他音乐不可替代的,温情,节奏,力量,娱乐,政治性,都有。 

问:今年这个过分悲伤由于过分欢乐的年份,你的触动是什么? 

答:就象有时候人爱说脏话一样,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脏话,语言肯定很没趣儿。语言表达不了的,就用脏话,这是人的正常情绪反应,你看电影的时候说不定还专挑脏话来看呢,如果没有脏话,就会觉得太不男性化。我就在想,美到底在那里,到底在于真实,还是在于大同化?后来我发现,我们所有的教育说,美就在和谐上。实际上这是滋阴不补阳的,女性这样很可爱,中国文化就是个大阴,我们一直对西洋的强硬文化采取暧态度,有恨、有爱、有需要,就象个女性一样。 

让每个人都可以表达看法,这个是最该尊重的。社会没有了抱怨,人们就看不到真相。为什么需要艺术家,艺术家就勇敢诚实地说出社会的问题,就象人检查身体一样,就是为了提前知道病症爆发的期限,在爆发之前根除掉,艺术家失去了这种功能后,要艺术家干吗呀。就成娱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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