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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困的博客

 
 
 

日志

 
 

一周小结·江南之行  

2008-05-23 15:19: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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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别人讲起来,我的江南之行就像一幅一幅连环漫画似的:一个穿着胸前印有一只梅花暖水瓶和“北京”二字T恤衫的小人,手里拽了个跟她的身体差不多大的箱子,因为灰尘与汗水,她的头发像鸭绒似地粘在脑袋上,为了体面,不得不时常停下来腾出手撩拨赖趴趴的头发。她乘遍了所有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汽车、出租车、手摇船、三轮蹦蹦车……辗转于几座江南水城。她应该感到快活吧?可她的行程正好跟火炬传递撞车了,她走到哪儿,火炬跟到哪儿,随之而来的是道路封锁,武警遍街,脸上粘着红旗脑门上缠着红布的爱国青年排成长队高呼口号,以及,又有一个炸弹在她临近的城市爆炸了,一辆公车在她旁边的街区烧毁,一堆炸弹和火药就在她住的高楼上发现。还有绝对绝对不能忽视的背景:这个国家正在经受着苦难,地震是所有一切的主题,没有人敢把目光从这上面移开,即使她,一个按照社会分工只关注吃喝玩乐的记者,也因为没有奔赴第一现场而被罪责和内疚纠缠。她甚至设想了这么个场面:一记者,没有因为报道地震而以身殉职,反而在采访吃喝玩乐的途中被恐怖分子的炸弹炸开了花,真是又好笑又可怜。

就像这样,不安和焦虑是我最忠实的侣伴。启程前,我的博客被围攻了,我本想任由事态发展,保留所有的留言,我的发言和其他人的回应,共同构成了我的个人历史小片段。可我内心没有强大到无视所有的漫骂,也不能拿“几年后再看你们是多么可笑”来安慰自己,因为我说的既不是什么真理,更不是牛比的预言,而仅仅是最平常的事实,这个事实却沦落到需要大声宣称,需要在围攻中辩解。有位灾区的网友在留言里说,他和他的家人看了我的博客都气哭了,我觉得万分疑惑,不禁再三审视,我究竟说了什么伤害到他?在写博客的当时,我也像所有人一样被灾难吓到了,我也关注、悲伤、做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这位四川网友的出现突然告诉我,灾难一点都没有消灭激情,反倒会火上浇油,它汇集成一场消费悲伤的可怕的喧闹,这场喧闹的对象所指只是些抽象的概念:地震,四川,它没有给任何一个有着血肉的真正的人带来帮助,可这场喧闹必须公之于众,必须掩埋一切不同的声音,必须拉拢一切不参与的人,否则就会让那里的一个真切的人感到受伤。

路上遇到一出租车司机,他说1992年在新疆当兵,赶上了6级地震,那里地广人稀,不及这次伤亡惨重,但天气寒冷,他见到一个老农胡乱抓了件衣服跑出来逃命,脚上没有穿鞋,那双光着的脚就永远留在了脑子里,当他听到广播说四川地震有7。8级,他的碗掉在了地上。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都能体会的震动,一双光着的脚,更不要说上万的生命。司机师傅说这几天所有的话题都是地震,不论是体面人,还是染着黄头发一看就不像好人的人。我尊重所有面对灾难做出反应的人,悲痛到每天哭泣的,聊作谈资的,大张旗鼓地宣扬救助的,借机作秀的……我更尊重那些沉默的人,他们做出了事情,却不想再去参与渲染这弥漫的不安全感和无谓的伤痛。我碰到了一个出版代理公司负责人,正在免费出版一本“震后儿童心理学”,出版社筛选的唯一要求是:印得快,印得多,他拒绝我的采访;还有一个把所有拍摄费用拿去买药品并送到四川去的摄影师,他的口头禅是“空谈误国”。

我惟独鄙视那些道德抢劫的家伙。他们的杀手锏是“你干了什么实事?你捐了多少钱?你献了多少血?你为什么不去灾区当志愿者?”被他们诘问的人中,大多都信奉着默默做事而无须宣扬这个朴实的道理。这股抢劫犯汇成一股高呼着道德口号的帮派,逼迫这个民族去违背那最微小、最朴素的道德:必须把汇款单贴在博客上,必须宣称自己抵达了灾区,必须公布捐钱的数量,必须比其他人捐得还要多。否则就宣告取消你身为人的资格。

全国哀悼日第一天,当第一声警报响起时,我正在苏州山塘街采访一位中年人。他紧张地看了一眼手表,说时间到了,肃穆地站起来。街上的游客并没有停止脚步,旧货摊前的大爷保持着好象一千年都没有变的姿态抽着烟斗,这条江南小巷依然有种静谧的繁华。那位中年人站了一会儿,坐下了,尴尬地点了颗烟,继续讲述那种吃螃蟹的八种工具。在道德抢劫犯眼中,这条街上的人,这个还在关心民间手工艺的中年人,都该去死,他们既没有表达哀悼,也没有干任何符合“道德”规范的事。可他拿出一把铜剪刀,是他和70岁的老师傅一同设计几天几夜赶制的,五环剪刀脚,下有祥云托浮,他说铜剪刀自古有辟邪之意,这把剪刀的用意是保佑奥运顺利举办,灾区人民安康,震慑一切恶势力和不祥之兆。

旅程快结束时,我在一通电话里听到了真切的声嘶力竭的指责:“你太冷漠了,你不配当个人。”我一直以为这种声音只存在于网络中,从没想到它会来自一个现实中人,还是个曾经的朋友。仅仅因为在全国哀悼日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到饭馆里去吃一顿饭,她说她要严守哀悼日之规则,绝不能吃喝,更宣称“我报名去四川当志愿者了,你又干了什么?”这是我最痛恨的声音,我干了什么?我还就不告诉你了呢!我尊重你哀悼的权利,也请你尊重我保持沉默的选择,就像对待基督教里的浸礼会,我绝不指责你们视一切娱乐为罪恶缩在房子里苦修,但是也请你不要一出门就把邻居的花园砸个稀巴烂指着正在修建花草的老太太的鼻子说:“你和你的花都该下地狱!”

还是老样子,我做不到若无其事,这声音来自一个朋友,我太难接受。我是个只关心风花雪月的人,只会因为争风吃醋跟一个人闹掰,绝没想到友谊破裂的原因会是政见不同。搁以前,我是怎么都不会去研读以塞亚•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可我怀着满腔疑惑费劲扒拉地读完了长篇大论,抄下这么一段话:“我希望能成为我自己王国中的主人,但是我的边境绵长而不安全;因此为了减少、或消除易受攻击的地方,我把我的国度缩小。我起初欲求幸福、权力、知识、或某些特定的东西。但是我却无法随心所欲。于是,我选择了避免失败和枉费,来面对这一情境,因此,我决定不要去争取我没有把握得到的东西。我决心不去欲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如此一来,我就好像是作了一种战略性的撤退,退入了一个内在碉堡——退入了我的理性、我的灵魂、我的‘物自身’,而退入这些之后,不论人们怎么做,外界的盲目力量、以及人类的邪恶意图,都已无由触及。我已经退隐到我的内心之中了——在那儿,也惟有在那儿,我才是安全的。”按照我的胡乱理解,这是“消极自由”。我终于觉得我累了,错了,错在没有保持“消极自由”,抛弃了沉默的权利,我愚蠢的争辩既变相地参与了喧闹,又在无形的、有形的指责中全面败退。

一个从灾区归来的长辈对我说,你要娴熟地自我分裂:你内心选择的人,和社会安排你所成为的人。我内心选择沉默,但社会给我安排的角色是一记者,我应该发出声音。但我是一个跑吃喝玩乐的记者,并不擅长去报道灾难,论述局势,我也希望永远都用不上我去做这些。我擅长和喜爱的工作,是建立在世界和平,国家安定,人民心情愉快,生活幸福的基础之上,以前的我从没有境界高到去祈求这些,但这一次,在偶遇的寺庙里,我跪下来,在神灵面前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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