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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困的博客

 
 
 

日志

 
 

科波拉,以及流言栏目的思考  

2007-11-28 21:33: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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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见到几个朋友,一个顺手做点儿出版,她一针见血地说:你的流言是编译,个人的东西太少了,"困困"的面目不够清晰.我特想辩解一下,但又有点无言以对.每一次写的过程实在不足为外人道,就好象EB 怀特讽刺那些搞摄影的,动不动就号称发现了一新角度,调出了某牛比的光圈,可我们写字的人却从不宣扬某个词句的灵感是怎么来的.我只想说流言的信息内容来自外国,但贯穿的逻辑和表达方式是只属于"困困"的.如果还继续写下去,我希望"困困"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就像今天一位老师给我的启发"表达一个中国年轻人对外国流行文化的看法".

 

 

 也许是在一个空中荡漾着手风琴声的晚上,68岁的科波拉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那个16毫米放映机,为自己播放了1979年的作品《现代启示录》。那是让他穷困潦倒几近破产的电影,有着一个年轻人要独立于好莱坞大电影公司制度的决心和30年前的热情。于是他明白了为什么竟许久没有再欣赏它。就在放映机不停旋转,上校的飞机投下炸弹,瓦格纳的《女武神》响起,他怀着艺术家的自负,为自己的成就激动起来,可又隐约担心自己再也拍不出这样的电影了。他自始至终都在诧异,这位年轻人怎么会拍出这么好的影片,那个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可从某种角度说,他又懂得更多,现如今,他去了哪里?片子放完后,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会再拍出一部这样激动人心的电影的。”科波拉心中有说不出的惊慌,他知道自己的假期结束了。 

要感谢他在美国纳帕溪谷1600多英亩的葡萄园,那里的赤霞珠葡萄掩藏在清晨的浓雾里,只接受正午阳光的照射,慢慢成熟。科波拉1995年买下这片园子,现在它已经是美国第12大葡萄园,拥有两家酒厂,两个饭馆,几家小酒店,还贩卖自制雪茄。当他抽着以他的祖父命名的“Carmine”雪茄在葡萄园溜达时,大概会忍不住想,奥森·韦尔斯在晚年的时候也应该种葡萄酿酒,这位拍出《公民凯恩》的导演在1985年70岁去世前,与好莱坞大电影公司制度做着最后的抗争,他乞求每一分钱来完成未竟的事业,自贬身价地出现在电视节目和商业活动中,到了依旧一文不名。葡萄园却给晚年的科波拉带来每年近5亿美元的收益,他用这些钱投资了新电影《没有青春的青春期》。 

电影将在今年12月上映,是科波拉10年来的第一次回归,是个返老还童的故事。一70岁老教授一朝醒来被雷霹了一下,变成了35岁的样子,得以完成未完的事业,追求追不上的姑娘。电影深深打着独立电影的印记:改编自一个罗马尼亚小说,自筹资金,静悄悄地拍摄,启用了好几个罗马尼亚演员,没有一个大明星,终于完成的时候,像大部分独立电影一样先在电影节上露脸,又与同道们不同,它没有委身于任何一个大电影公司,用葡萄酒钱自主发行。为数不多的看过这个片子的人表达了失望:“这将是今年美国主流电影中最奇怪的一部,它在清醒与梦游之间,现实与想象之间,存在与虚无之间游走,如果这是一个葡萄庄园主的产物,那它是部杰作;可它是拍摄出《教父》和《现代启示录》的科波拉的作品,因为缺少科波拉式的宏大、严肃、固执和自我牺牲而黯然失色。”科波拉却沉浸在找回自信的喜悦中:“我跨越了一个鸿沟,我依旧可以拍出自己的电影而不需要获得任何人的许可,我可以像其他老家伙打高尔夫球那样,自由地拍摄。” 

1982年,被《现代启示录》耗尽心力和金钱的科波拉宣布破产,他卖掉了自己的独立制片公司“美国西洋镜”,还负债2500万美元。“美国西洋镜”是1969年从华纳兄弟公司出走的科波拉与乔治·卢卡斯共同创立的“反抗大电影公司制度的先锋”,它曾经出品过科波拉所有知名的影片和卢卡斯的成名作《美国风情画》及第一部《星球大战》。1979年卢卡斯自立门户“卢卡斯电影公司”,《星球大战》系列的成功和历练让他又精明地将公司改为“卢卡斯艺术公司”,不仅拍电影,还投资动漫和其他一切电影周边产品,与时代潮流的不谋而合让他在大电影公司的挤压中存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大部分人都好(2006年《福布斯》的统计说卢卡斯个人资产35亿美元),科波拉却依旧一根筋地企图用艺术反抗制度。在潦倒的那几年,他致力于一个乌托邦式的电影《大都市》(Megalopolis),这是个关于毁灭了的纽约重建的故事,光剧本就有200多页,科波拉与保罗·纽曼,罗伯特·德尼罗,迪卡普里奥,乌玛·瑟曼……面谈了一轮又一轮,它汇集了纽约的政治、种族、风情、过去与将来,全是科波拉认为以他这个年纪应该考虑的大问题。他调动了30年积累的一切巧妙手段,怒气冲冲地认为这肯定是部史诗巨作,就像一件15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品一样:它拒绝向贵族谄媚,不在雇佣军首脑跟前说危险的应酬话,500年后它幸运地保存在博物馆中,走过的游客会由衷地感慨:“多们伟大的作品,多么伟大的艺术家!看那些贵族的嘴脸多么丑陋。”可他越是磨砺自己的意志去努力,从剧本中获得的回报就越少,他的口袋更加捉襟见肘,9/11事件爆发,他必须重新改写这个关于纽约的巨制。虽然一切经验告诉他,这个剧本很糟糕,横空出世的机会非常少,他却不肯放手,就像一个男孩不愿意相信他的未来全是挫折和失败一样。 

《大都市》最终没有面世,换之《没有青春的青春期》。既像是承认失败又像自我鼓励,科波拉说:“《大都市》就像个高傲的姑娘,她对我嗤之以鼻,我继续迷恋她只会错过其他美丽的风景。《没有青春的青春期》是那个讨好我的姑娘,现在,我至少可以和她在一起。” 

在被称为“新好莱坞”的70年代,科波拉闯入了一个西游记似的组合:科波拉是正直的带头人,乔治·卢卡斯是忠实的追随者,马丁·斯科塞斯胸怀最纯粹的理想主义,斯皮尔伯格是个油滑的成功渴求者。这些毛头小子有巨大的产量和热情,既唤醒了好莱坞,又收获了友谊。在与大电影公司制度的对抗中,他们分成了三派:乔治·卢卡斯和马丁·斯科塞斯折中地保存了荣誉和金钱,斯皮尔伯格挥舞着点石成金的手指成了大电影公司的最佳代言人,只有科波拉怀着固执的对抗情绪蛰伏起来,暂时承认了失败。他的回归被看成70年代“新好莱坞”回潮的一个音符,之前《现代启示录》和《驱魔人》重新发行了全本DVD,导演罗伯特·埃文斯新推出缅怀70年代的记录片《沉迷于电影的小伙子》,人们仿佛感到了对老派叙述的尊重,一段唤醒70年代记忆的日子即将到来。可70年代与其他时光又有什么分别?大电影公司依旧掌控着金库的钥匙,独立电影则分得荣誉,不甘的理想主义者,和律师、会计、钱多了不知道干吗就拍电影玩儿的大亨们一起构建着好莱坞,他们永远在缅怀上一个时代。70年代却又是个愤怒的借口,1999年的一本叫《逍遥的骑士,愤怒的公牛:性、毒品和摇滚如何拯救了好莱坞》的书痛骂了每一个70年代的毛头小子,却又隆重地溢美了那个年代,作者对谁都没好话,尤其痛斥了斯皮尔伯格:“是否只有谋杀他才能拯救我们的文化?”但在一次采访中,这位愤怒的作者表达了对科波拉的尊重:“我很伤心他对我的书不满,如果我是一个拍出过《教父》和《现代启示录》的艺术家,我才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

 今年2月的奥斯卡颁奖礼上,斯皮尔伯格、乔治·卢卡斯和科波拉站在一起,为马丁·斯科塞斯颁发了小金人,每一个见识这个场面的人都感到了时光回转的激动,仿佛那不是四个人,而是一个时代又被摆在了台面上,却没有人听到其中一个心底的哀叹:我们最美好的时辰已经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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