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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困的博客

 
 
 

日志

 
 

回到海上的野蛮人  

2007-09-27 23:29: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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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墨总让我想起野蛮人,不仅因为他的头发有时齐整有时绞缠扭结;不仅因为他狂怒时眼睛总是转来转去;也不仅因为他饥肠辘辘时便瘦削憔悴,野性毕露,而是因为他又像鸽子一样温柔安宁,还像无风的海面一样平缓、温和、沉着、冷静。他披散着齐腰的长头发,不论从正面看还是从背面,都很像迪克牛仔中的一个,你等待着他粗犷地引吭高歌,他却呢喃着唱起一首山间小调。他出生在泰山上,小时从来没见过海。他一人驾着小帆船在太平洋上遇到了红胡子海盗。他在新西兰第一次带着女孩出海,她吐得船舱淅沥哗啦,上岸后就离开了他。他的老母亲以为他当了渔民,总会在电话里问:“今年收成怎么样?”有时候他会去码头妓院,船长和水手的待遇不同,他只有一个人,有钱时当船长,没钱时当水手。他的故事跳来跳去,好象丰富多彩,可是只要零星的片段就讲完了。他会让人们觉得他不是从母亲的子宫内孕育而生,而是从一个煮老了的蛋里破壳而出的怪物。 

我见到翟墨时,他正在为单人环球航海做准备。帆船的引擎坏掉了,滞留在青岛。码头停靠了大大小小的游艇,树着白色长桅杆各自占据一个位置,连带修建齐整的栈桥和精心码放的绿色盆栽植物,构成了一个人工的海滨形象。翟墨和他的船是异类。从日本买回的二手帆船花掉了他画画时积攒的所有积蓄,是这码头上唯一的帆船。它年头久远,还有异国风情,不体面的伤痕并没有减低它的尊贵,反倒像是退役的士兵必须在身上装点的弹片和创伤,那象征着勇敢和荣耀。翟墨披着长头发站在甲板上,胳膊因为长时间升帆、降帆划痕斑斑青筋暴突,眼睛永远像在迎接海盗挑衅似的炯炯闪光,即使在这个文明社区,他也浑身紧绷。 

“你为什么要航海?”我穿着翟墨的长外衣与他并排站在一起,披着长头发,从背后看像一大一小两个翟墨。“不为什么”,他转过头来笑了:“你是个记者,一定很恼火这样的答案。你想听到的是‘我爱自由,爱大海一样的自由世界。’”我不好意思了,职业总让我想要去探究一件事情的逻辑,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本能,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他更愿意说一些海上琐事。比如有风和无风的区别。遇到台风或者飓风就很让人绝望,浪有11米高,像山一样压过来,真的是搏斗,不能指望任何人,营救队要坐好几天飞机才能到达;无风又是另一种可怕,海是黑灰色的,像一面镜子,四、五天没有风,如同被困在沙漠里。还有红色的海上沙尘暴,被风裹挟着迅疾地弥漫而过,如果人站甲板上,身上会被打出红色的血印。可不论海让他遭了什么罪,他都用宠爱的语气在讲,他把海当成了一个女人,她做出卤莽或者顽皮的事儿,那是因为她就这么任性。 

我们总被来参观的“邻居”打断。一个商人带着儿子来体验帆船,小男孩嚷嚷着让爸爸买艘一摸一样的,父亲也连连称赞:“现在玩游艇是老土了,帆船才是时髦。”这样的商人我见过,在深圳。一群有钱人从法国买了一艘帆船,索性开了回来,他们的归航仪式盛大又隆重,我见到这群疲惫的人踏上了土地,为见到美酒、肉和女人而欢呼,他们越是欢快,就越显出航海是种折磨。我坐在推满了旧报纸和航海书的小床铺上,看着拘谨讲解的翟墨,他一定更享受在海上的日子。船在6、7级风的推动下舒畅地滑动,他懒洋洋地沐浴着阳光,额头漾溢着长期不洗脸积攒的油光。他读去年的报纸打发时日。他用海藻和扇贝做成美味佳肴,再添加少许辣酱和海西芹。他张开嘴,像只心满意足的狼一样嚎叫。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年以后吧,也许我回不来了。”

“那你就被当成英雄了。”

“我不想当英雄,我想活着回来。到时候,有个姑娘在码头迎接我,抱着我刚出生的儿子。” 

翟墨今年1月6号出发了,他的帆船被命名为“日照号”。他走后不久,海上传来了不详的消息。一个英国航海家托尼·布里莫失踪了,他也在进行单人环球航海,挑战女爵士爱伦·麦克阿瑟创造的71天不靠岸环球航海记录。这位托尼最有名的事迹是1997年参加法国旺底单人不靠岸环球航海赛时的失踪经历,他的船在南极洋上翻了,靠一块巧克力存活了5天。我潜意识里把托尼·布里莫和翟墨当成了一个人,死亡的可能性是这些有受虐倾向的冒险家的动力,也让观看的人特别有审美快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一个完好无损凯旋而归的航海家非常让人不满意,要么就别回来了,让人在对他们与死亡搏斗的想象里体验一把悲壮,要么就流着血归来,非常镇静,像描述自己身上的器官一样描述那些伤口。很快,托尼找到了,这真叫人失望。他的“多哈2006”号受到卡塔尔国家银行的赞助,还有一个即时更新的网站,向世人报告他的安危。我通过网站的工作人员找到他的电话,很轻易就拨通了。 

“我的船好极了,经过最用心的改装和修整,它准备好了一切挑战。我的状态不能说好极了,但也不错,”托尼说,他正在澳大利亚的霍巴港口等风:“与外界失去联系是因为我的海上联络系统出了问题,你要知道,我是从来都没什么钱的。2005年我去参加ORYX QUEST杯航海大赛,就是为了拿一笔奖金挑战世界记录,我得了第二名,什么都没拿到,第一名也空手而归。事实是,航海家都没什么钱。当然不包括美洲杯那样的大手笔,动不动就花上好几百万美元,专门给拉里·埃里森这样的人参加,那是大男孩的大玩具。我谈论的钱是指能够让你打破记录,获得荣誉,对抗坏天气和坏运气的钱。美洲杯的钱就是别人为你买好船,装备好,在你的船上打上赞助商标记,帮你做好一切准备,除了驾御它的那种钱。很少有航海者能获得这样的金钱资助,所以剩下的大部分人都一切靠自己。为什么要带很多钱上路呢?我有了所有东西。甲板上放满了供给品,我从一家新西兰公司得到一堆冷冻食物,他们并没有免费资助我,但是给了个不错的价钱。我一切就绪,志在必得。我永远不会因为钱,而放弃我的船。” 

托尼似乎必须去处理一些事情,总要我在电话里等一等,听筒里传来呼呼的风声。他更愿意讲述10年前传奇的翻船经历:“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来找合适的风向。最好的风是60度的,浪可以轻松地斜推着船前进。然后我给自己冲了杯好茶,搞了点小点心,点了根烟,坐在厨房旁边我最喜欢的位置上。我想,真是逍遥时光。在海上任何事情都能发生:我可以容忍桅杆断了,我可以容忍帆破了,我可以容忍方向舵损坏了,我甚至可以容忍主舵失灵.只要龙骨还在,它就是万能的!突然传来爆裂声,又快又迅疾的‘砰’一声,就在2,3秒种内,船就翻了。我赶紧站起来,抓住伸进船舱里的后桅秆,心里祈祷,快正过来,求你了。但是没有.我意识到龙骨完蛋了。水很快到了我的胸部,我没地方站了,在储藏室两边各有个架子,我爬到架子底部(当时是顶部),在18英寸宽4英尺高的地方儿呆了下来。我还伤了肋骨,只有一个湿浴巾当枕头,一块巧克力当食物,我每次只吃一点点,可真是不错的减肥方法。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枕头放脑袋下面,然后对自己说,睡吧。好几天后,我听见了天上的‘不拉不拉’的声音,我觉得是直升机,当时我在水里左右摇晃,就像个洗衣机里的乒乓球,然后听到船舱外的砰砰声,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美妙的声音。再就是伟大的澳大利亚人的声音!我使劲敲船,等我清醒过来时,我已经出去了,登上了回程的船。” 

托尼就是这样急匆匆地讲述,就像他急匆匆地消失一样。过了两、三个月,既没有他打破记录的消息,也没有失败的消息,他的电话停掉了,网站被关闭,他像一滴海水一样蒸发了。有好多这样有始无终的海上冒险家,出发前是赞助商最好的工具,是陆地上的人们想象的延伸,可一回到海上,就像天气一样不可预测。我想起了《海上夫人》,人类可能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变成了陆地动物,而不是海洋动物,在本能上又认识到这种错误,那感觉又像忧愁,又像悔恨,在暗中纠缠,这些回到海上的野蛮人是一群冲破羁绊和恐惧的人,可他们也会偶尔上岸,因为陆地上有个互相惦念的“海上夫人”。我跟托尼谈起过他的家乡布里斯托,我到过那里,市中心有艘大帆船的雕像,托尼告诉我,那是个叫约翰·盖伯特的加拿大航海家的船,布里斯托人民把个外人当英雄,却对他这个自家出来的冒险者嗤之以鼻。我想,他大概对陆地失望了,在海里藏了起来,因为陆地上既没有欢呼,也没有“海上夫人”。

翟墨也冲进海里,音信全无,仿佛要变成有始无终中的一个。我渐渐忘记了他,跟大部分人一样习惯了陆地生活,再也不想跟着他回到海上去。可突然有一个9月的早晨,我收到了翟墨的短信:“我已抵达南非理查兹贝港。今早去码头附近湿地公园跑步,算是真正踏上非洲大陆,看到猴子、犀牛、各种鸟,及黑、白人共处的场景,呼吸到花草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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