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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阿瑟.米勒留在北京的博客  

2010-09-12 16:38: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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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阿瑟·米勒去世的时候,我买了张话剧《推销员之死》中国版的DVD。

 

蓝光打在台前,威利拎着皮箱走来,他把箱子放下,进屋,林达听见了动静,叫道:“威利!”我认识这俩人,一个是英若诚,一个是朱琳,他们还没有太老,有点别扭地扮演着两个外国人。我感到不适——不仅仅是中国人扮外国人这件事,还有粗劣的舞台背景和不合时宜的服装,那身蓝西服,还有连衣裙,天呐,后来有个女演员肩膀上还顶了一扇假裘皮,那些服装就像一个努力扮嫩的老女人,最叫人伤心的不是扮得像或不像,而是那种努力太明显了。

 

大概15分钟后,我的不适消失了。威利是个被扔进垃圾堆的推销员,跟其他推销员一样,他野心勃勃一心想着成功,又干了好多卑鄙事,他带着失败的沮丧之情回到家里,打算自杀,好给儿子留下一笔保险。好多人总结这出戏的“意义”:寓意着“美国梦”的破灭。

 

当时报纸上整天在哀悼阿瑟·米勒,他是美国20世纪最有声望的剧作家,《华盛顿邮报》引用了《推销员之死》的一句台词:“‘他是个人,必须被关注!’,如果你对这出戏和台词感到陌生的话,那你就是太年轻了。”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年轻人,摆在我面前的障碍更多:时光、地域差异、本该呆在戏院看的表演被压缩在DVD里……。谢天谢地,这果然是一出卓著的戏,它跨越了所有障碍——我才不关心“美国梦”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理解了威利的欲望和挫败,他不是哪个国家的人,他也不是个好人或坏人,但他值得同情。

 

1983年人艺排演了《推销员之死》中国版,由曹禺和英若诚促成,还把阿瑟·米勒请到北京呆了两个月,亲自执导。这是文革后第一部在中国上演的外国戏。最近阿瑟·米勒当时写的日记出了中文版,《“推销员”在北京》,这是阿瑟·米勒留在北京的博客。

他带着异域眼光记录北京,很多时候,他的眼睛也像是我的眼睛:永远散发刺鼻氨水味和臭味的苏式厕所,提醒人们时刻警惕肉体的衰败;不要随地吐痰的标语满街都是,一个喜欢晨跑的人衣服上也要写上“别朝我吐痰”;外国人好稀罕,一旦碰上一个,铁定还是个“外国专家”……《推销员之死》也要对付物资贫乏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假发做得太糙,衣服都大一号,冰箱也没有,好不容易仿制了一个“拳击袋”还跟大棕熊那么大,最要命的是,人们不太理解什么是推销员什么是保险……阿瑟·米勒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扮演美国人”,他反对演员把脸涂白戴上红头发,好象这是一出外国戏经过中式改造再一次被模仿,他希望证明人类共同的人性——“大家似乎习惯于只求一件事:作品的意义。兜售意义只会使艺术畸形,是对艺术致命的降格。你们自己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难道能用一句话说清楚?而一部艺术作品要表现的不是一个人的生活,而是很多人甚至整个民族的生活。”

 

现在北京的厕所一点都不臭了,三里屯聚满了一大撮一大撮外国混子……,可在阿瑟·米勒的记录中,有些东西从来都没有变:万事还要寻求个意义;打心眼里不爱出风头,最好随大流最好和谐……阿瑟·米勒写:“中国的两种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定义了一个人从出生到坟墓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纲常如同一张垂直的网,让想超出常规的个人无法动弹。在这之上马克思主义又加给人们一系列的责任。”看到这里我真是松一口气。我早就怀疑这两个可疑的玩意儿,因为缺乏了解不敢妄下断言,这下可找着权威和靠山了,请让我无知无畏再跟着附和一句: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完美结合,真是破锅找着了破锅盖儿!

 

每当我发点牢骚,总会遇到语重心长的长者:“年轻人啊,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你的生活比起父辈来不是好很多吗?我们还是在进步……”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只是我看历史的眼光跟你不大一样:我的生活比起父辈来好很多,这是我应得的,也是我父辈应得的,还是我爷爷辈应得的。我爷爷那一辈,本来都过上了跟我差不多的生活……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曹禺的外孙,万芳的儿子,他也是个戏剧导演,留了个大胡子,娶了个小演员,排了出话剧叫《有一种毒药》,他基本上不用担心有人强迫他做什么违心创作,他就是担心票卖的不好。1983年,他的外祖父曹禺把阿瑟·米勒迎进家门,他用对他生命的批评作为给客人的欢迎辞,朗读了好友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你,曾经是大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股溪流。何时你才会在纸上再写出波澜壮阔的场面?1942年以来,你没有写过真的、美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什么东西能抵得上这种损失?”阿瑟·米勒听着这残忍的批评,感到震动,结束时曹禺喊道:“实话!这是好朋友应当做的!千真万确!”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阿瑟·米勒的赞许,对过去的失落,对《推销员之死》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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